文/史骥
1949年11月，我从二军六师调往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任职，这次见到了担任师长的刘振世同志。
他给我初次留下的印象是身高体壮，气宇轩昂,看得出是位标准的军人。
后来在一起共事，我逐步了解到他的身世--他出身贫苦，16岁就离乡当兵谋生，在陶峙岳将军任旅、师、军长时曾随任营、团、旅长。
他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抗战时随部驻防黄河，后因胡宗南排斥异己，将他调离陶部。
受陶峙岳将军的多年教导，使他虽是在旧军队中，却能严以律己，洁身自好。
但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又使他常陷入彷徨之中，在1948年3月宜川瓦子街战役后，他被俘后受到我军的礼遇来到了解放区，在这儿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群众踊跃支前。
这一切使他深受教育。尤其是彭德怀、王震司令员和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统治必然灭亡的命运，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于是他不顾妻儿在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选择，毅然发表声明，与国民党脱离一切关系，弃暗投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一野战军一兵团进军西北。
在解放西宁时，他任一兵团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和指战员一起跋涉沼泽地，翻越冰雪祁连山解放张掖:并随前卫部队抵临高台、酒泉。
解放军要进军新疆，河西走廊必须畅通，因此，河西和谈是关系西北战场能否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环节。
只要和平解决了河西问题，就可以为解决新疆问题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张掖解放的当天，彭德怀、王震就委派刘振世为军代表，向在河西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其中不少人是他的同窗好友进行策反联络工作。
刘振世接受任务后立即给酒泉的国民党军少将参谋长宋跃华打电话，告诉他张治中将军已脱离国民党留在北平。
请他劝说军长周嘉彬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正确抉择，弃暗投明倒向人民阵营一边，刘振世还向远在迪化的陶峙岳的随从参谋洪涛打电话，让他转告陶将军，我军已占领张掖，希望尽快派人来张掖相商起义事宜。
9月21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狄威堡，即部署向高台进攻。此时，国民党军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奉陶峙岳之命赶到狄威堡，请求部队暂停攻击高台。
五师军政领导徐国贤、李铨一面向在张掖的王震请示如何处置?一面派刘振世只身前去高台，向守敌二四六师少将师长沈芝生做工作。
刘振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了沈的师部，并电话邀请先期到达酒泉的彭鼎铭来高台相见。在高台，刘振世现身说法，向沈芝生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介绍了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庸碌半生，替蒋介石卖命，反人民，打内战，实为千古罪人。过去虽然也感到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总认为军人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天我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能够为老百姓谋利益，才恍然悔悟，觉今是而昨非。”
说到这里，他沉思良久，又动情地说道:“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在陕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铭记心间，终身不忘。”
他话锋一转，向沈芝生说道:“沈师长，当前解放大军云集河西，你一座孤城何能守得?你要赶快决断，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一席话说得沈芝生茅塞顿开，愿放弃武力，率部起义，随后彭鼎铭赶到高台与刘振世会面，他刚进门，就从腰里拔出手枪连同二百发子弹放到桌上，说:“我向解放军放下武器。”刘振世立即说:“我代表解放军，欢迎你参加革命。”
随后，他们商定，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国民党二四六师星夜西撤酒泉待命，并筹集近百辆汽车将张掖的解放军运往酒泉。
高台谈判成功后，刘振世又奉命赶到酒泉与曾振五等商议酒泉起义之事，他向对起义之举还下不了决心的将领宣传党的政策，分析当前的形势，打消他们的顾虑;并同反对起义的长官部副参谋长彭月翔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挫败了他们妄图阻挠起义的阴谋。
紧接着刘振世又与新疆的陶峙岳将军及参谋长陶晋初通了电话，研究通电起义的事，并商量由陶将军派两个营的兵力从哈密火速赶往玉门，加强玉门油矿的防务。
正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驻防玉门油矿的一七八旅五三二团一营营长乔德丰反对起义，率部占据了油矿要害部门，声言要炸毁油矿。一时形势非常严重。
为了保护油矿不受损失，9月23日刘振世乘车火速赶到油矿与乔德丰进行谈判，面对这个丧失理智而又蛮横的营长，刘振世与他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给他讲清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指出他顽抗到底只有自绝于人民的黯淡前途，打掉了乔的狂妄气焰，紧接着他又向乔等官兵宣传党的政策，规劝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不要做历史的罪人，经过艰难的反复谈判乔德丰被迫同意放下武器，率部撤出油矿。
9月24日，由陶峙岳将军领衔，河西宣布起义，酒泉和平解放。
从9月21日到24日，整整四个昼夜，刘振世奔波于威狄堡、高台、清水河、玉门油矿和酒泉之间，策动高台守军起义，巩固酒泉起义成果，平息油矿战争，没顾上好好睡个觉。
在庆祝酒泉和平解放的会议上，王震司令员对刘振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0月初，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王震司令员与陶峙岳将军在酒泉会晤后，便派刘振世为我军代表送陶将军回到新疆并担任我军进疆联络工作。
他遵照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认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了表彰他的功绩，部队授予他解放西北纪念章和“人民功臣”的奖章。并委任他为新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步兵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
新疆和平解放后，经过学习，整编的二十五师奉命开赴炮台、小拐一带生产。
我在部队先担任团政委，不久，我当上师里的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政委和党委书记。从那时起到1967年，我和刘振世一直在一起，我们互相配合，同心同德，经历了开发建设沙湾炮台、乌苏奎屯垦区的艰难历程。
1950年时的炮台，是一个不到半亩地的小土墙围子，上面立着一个小小的碉堡，这个不知多少年前曾驻过兵的营房，就是“炮台”地名的由来。
当时，周围只有几户哈萨克牧民住在星散的帐篷和破败的屋垣里。
1950年2月初，刘振世同志带着师部的一部分同志先期到达这里。
白天，他踏勘荒原，了解情况，晚上就对着地图，计划着各个团进驻开荒的位置。
2月23日，我来到了炮台，见到了刘振世师长，当晚，我们在火焰摇曳的菜油灯下交谈。
他给我介绍了这里的情况，这里粮食和草料都很有问题，沙湾县虽是一个农业县，但当时全县人口一万左右，县粮仓的粮食不多，勉强只够部分部队吃用，而大部分部队粮食、马料均无着落，眼前的困难很多。
交谈中，我们研究了解决的办法，并具体商量了部队进入小拐一带开荒的计划。
不久，大部队陆续进入垦区开荒造田，刘振世同志与战士们一起，成天在地里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当时，由于没有石磨，小麦不能粉碎，只能把麦子煮熟了囫囵吞下，生活很是艰苦，刘振世同志和大家一样，吃着煮麦子，并用幽默的话语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随着荒地的开垦，引水浇地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刘振世立即带领人投入筑坝引水工程，当时部队没有测量的水平仪，他就自己琢磨着做了一个简单的水平仪，解决了筑坝修渠的急需。不久，大坝筑成了，水随着人们的意志，浇灌了新开垦的荒地。
3月份，冰雪消融，道路翻浆，垦区与外地交通断绝，粮食运不进去，尤其是在小拐的部队，有时一个人一天只能吃到四两麦子，战士们饿得头晕眼黑，仍然坚持开荒，有些人说起俏皮话，唱起打油诗来:“小拐小拐真正好，人无粮食马无草，如此日子真难熬，脚底擦油赶快跑。”
虽然这样唱，但却没有发生逃跑现象，这种危急情况，引起了刘振世师长的重视，他立即从筑坝工地赶回师部，和贺振新政委商量，紧急动员师直和七十三团背粮接济在小拐的七十四团。
师领导的动员并亲临一线指挥，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同志们背上粮食，在泥水里艰难跋涉，终于把粮食送到了小拐，加上七十四团自己设法从额敏乌苏等地筹集粮食，使粮荒问题得到了解决。
部队生产定了点，有了足够的土地供当年耕种，我们日夜突击，开荒抢播了各种作物。这时刘振世同志经常深入地头田间检查工作，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要求一定要精耕细作，认为只有精耕细作，才能保种保收，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返工重来。
开始时，大家担心精耕细作会影响工效，怕完不成计划任务。实际上熟能生巧，搞上几天，工效就上去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家都很注意质量，提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先好后快”，“在好的基础上求快、求多”。
这样耕作成效很好。特别是大、小拐地区的3000多亩水稻，田埂打得整齐、坚实，地块平坦，放水后深浅一致。稻苗生长整齐、旺盛，十分喜人，受到了兵团首长的表扬。
经过10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终于赢得了艰苦创业第一年的大丰收，全师生产粮食达到了自给，圆满完成了王震司令员赋予我们“当年生产、自给自足”的光荣任务。
刘振世同志格外兴奋，他在全师劳模大会上做了生产总结的报告，并亲自给劳动模范佩戴大红花。
随着生产的发展，刘振世又考虑扩大生产和作物。这时，王震司令员根据玛纳斯河流域试种棉花成功的经验，向第22兵团提出了1953年玛纳斯垦区植棉2116万亩，实现亩产籽棉400斤的任务，这是一个大胆而又科学的计划。
刘振世非常拥护，积极支持。在王震司令员的主持下，他在负责保证每项技术政策措施认真落实的责任书上签了字。
合同签订后，他回到部队与我商量，向各团布置植棉任务，并把炮台做为重点。
任务下达后，他就全力以赴投入了争夺大面积棉田高产的斗争，他与普通战士一样，经常到苏联专家迪托夫教授举办的干部植棉技术训练班听课，还经常深入连队，检查督促。
每当迪托夫教授来到部队，他就冒着酷暑炎热陪同一起下到棉田，在迪托夫教授的指导下，和战士们一起整枝打权，常常累得汗流满面。
这时，我们看到七十三团刘学佛排长所管的棉田，长势很好，便及时总结他的经验，并请迪托夫教授进一步指导，按照教授的要求，结合自己从实践中摸索的经验，进一步加强管理。此时，刘振世同志亲自带着技术人员对棉田进行重点管理，并推广刘学佛的经验。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师里的棉花获得了丰收，亩产籽棉超过400斤，刘学佛排的棉田，创造了亩产籽棉1392.86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玛纳斯河流域成为全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
生产发展了，生活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改善，刘振世同志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兴奋地写诗云:“十载沧桑蔗境甜，河山万里见新颜，五年计划才一度，神州从此无饥寒。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七师。1954年冬，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1955年2月，农七师、农九师合并，刘振世担任师长，我担任政委。
师党委征得上级和地方同意后，计划西至精河、博乐，西北至塔城、额敏，北至乌尔禾，东到下野地，在这广阔的领地里开辟新的农场，这样作为指挥机关的农七师师部，设在偏僻的炮台，已很不适应发展的需要。
我们初步商量，认为奎屯是个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在1955年9月20日，我和刘振世同志一起在车排子二十团检查完工作后，赶赴独山子、奎屯踏勘，当汽车拐上独克公路后，在摇晃的吉普车里，我们热烈地交谈起来，我兴奋地说:“师长，从地图上看奎屯这块地方很理想。
这是乌伊公路与独克公路交叉点。是乌鲁木齐通往伊、塔、阿三区及克拉玛依的必经之处。
农七师的农场联起来是把扇子，而奎屯就在扇柄的顶端。北面的克拉玛依又可以提供我们发展工农业的能源。”
刘振世也兴奋地说:“是呵，将来我们在奎屯、车排子、下野地一带再搞起一个农场群，可以作为新城的后盾。”
共同的事业，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我们开发建设奎屯的信心。
在独山子矿区，取得了矿区领导秦锋、范子久等同志对开发奎屯的支持后，我们就驱车来到了奎屯。
当车停在奎屯老街当年林则徐住宿过的地方时，我俩一边观察这短短的街道，一边讨论开发奎屯的计划，我们认为不能把奎屯建设成一个消费城市，应该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轻纺食品、烟草电力等多种工业的基地，成为石河子的姐妹城，将来发展成为北疆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之一。
不久，我们的计划得到了兵团党委又得到了塔城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孙继棠同志和乌苏县委书记罗美玉同志的大力支持，迅速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基建大队，开赴奎屯，开始奎屯新城的建设。
另一方面，由刘振世同志负责，着手奎屯农场的规划工作。在自治区荒地勘察设计院的支持下，与乌苏县协商后，划出了奎屯河及泉水沟的位置，规划了两个作业站，土地面积为49775亩。
1956年7月6日，方案送到炮台，刘振世亲自主持讨论会，认真进行讨论后，即开始了奎屯农场的开发。
1957年3月，冰雪消融大地回春，农七师师部由炮台搬到了奎屯。
随着垦区的扩大，工业的发展，水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了抓好这个关键的问题，师党委委托刘振世负责这项工作。他一方面抓水利建设的规划，一方面学习水利建设知识。
他多次到奎屯河龙口建设工地，察看工程进度，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商量解决防洪、淤沙等问题。他常常戴着一顶草帽，顶着8月灼热的阳光，奔忙在戈壁水渠的建设工地上。
在他的指挥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一条条引水渠建成了，柳沟水库、奎屯水库相继建成，整个垦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体系。
这时，他又研究如何管好水、用好水，研究渠道防渗，细流灌溉技术。
每当夏季，他都注意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洪工作。他担任了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经常奔忙在各个农场，协调解决地方与兵团、农场与农场之间的用水问题，让有限的水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今，垦区渠道纵横，水库碧波荡漾，奎屯新城绿荫环抱，繁花似锦，这都凝聚着刘振世等创业者辛勤耕耘的心血。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刘振世同志很注意思想改造，在和我党同志的长期共事中，他看到我们对他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赤诚相见，肝胆相照，更激发了他对党的热爱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他积极配合支持党委的工作，认真执行党委的决议。1956年他去石河子参加了兵团党委组织的理论学习班，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记了许多心得笔记，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加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曾多次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他的愿望虽未能实现，但他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努力。
十年动乱，刘振世这位曾为河西和新疆和平解放做出过历史贡献，为军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好同志也在劫难逃
他先遭批斗、抄家，后又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个革命干部的优秀品质，对党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
1967年5月底，他在关押中病情严重，多次要求治疗，都没有得到同意，6月3日，病情恶化后送往医院，不到6个小
时，便含冤去世。
动乱结束不久，刘振世的沉冤得到昭雪。1979年，我赶赴奎屯，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王震、王恩茂、陶峙岳等领导同志发来了唁电，送了花圈，他为解放河西走廊、新疆，为炮台、奎屯垦区的开发和建设做出的贡献，他艰苦奋斗，光明磊落，严以律己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刘振世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写于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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